昨天下午，我依然是步行回家，发现交通状况大为改观。以往晚高峰时三环路上的车都是一辆挨着一辆像蜗牛一样的爬行，而昨天却是畅通无阻。我迎着早出的月亮，听着MP3，看着车辆从身边飞驰而过，感觉真的是跟以往大不不同，脚下的步子也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如此看来，市政府的决定还是利大于弊的。报道说，昨天是本市实施按尾号限行车辆措施的第一个工作日，车牌尾号1和6的车辆禁止上路，全市近80万辆机动车停驶。记者从北京市交通部门获悉，昨天早高峰，除重点路段外，交通拥堵路段比限行前有明显下降。
但是，还有一种限制让我不能理解，那就是校园限制社会人员进入。奥运期间，由于很多高校都设有比赛场馆，于是，这些学校都做了门禁系统，限制外来人员的进入，为了确保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顺利进行，这种限制无疑是正确的。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奥运和残奥结束快一个月了，这种限制非但没有取消，却有了长期执行的趋势。过去，我步行上班从北京体育学院的后门进，前门出，非常方便，可以节省十分钟的路程，但现在该校变成了外人不可随便出入地方。无独有偶，上周五去北大开会，我发现校门口排起了一队长龙，走近一看原来是为了“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”，限制外来人员随便进入。有北大的工作人员带领，或凭有效证件和票据进行登记后方可进入。想起两年前我在北大工作时，那时北大是一个开放的学校，很多旅游公司把一拨拨的客人带到了校园内参观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北大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公园——道路上、未名湖畔人群熙熙攘攘，但也显得一片生机勃勃。现在，未名湖畔到是清净了许多，除了个别谈情说爱的学生外，几乎没有外人在那里闲逛，但似乎因为缺少了人气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死气沉沉。奥运提倡的是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，而今，在北大这座封闭的校园里，开放的心态和形象却荡然无存了。
在我看来，一所差不多要把“兼容并包”视为自己专利的学校，就这样将自己封闭在围墙之内，从开放到封闭，这是制度的倒退也是思想的倒退。我很难相信，一所门禁森严的大学，它的心态能够开放到哪里，学术又能自由到哪里。一项来自学生社团的调查显示，86%的北大师生赞成“限客”举措。这就是说，北大师生也是“有中国特色的师生”了，对禁闭校门很支持。北大的围墙，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真实，里面关着些师生，外面走着些“社会人士”，互不干扰。与此相反，香港大学，那么一个狭窄的地方，却没见到“验证系统”。香港大学全天开放，“社会人士”在校区穿行，教学和科研秩序好像也还保得住。欧洲的大学也是这样，新加坡市政府的广场前的草坪上，市民可以在那里闲坐，聊天，打羽毛球……好像只有内地的高校秩序容易不保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道路堵塞，我们用限行令来保证；校园混乱，我们用限入令来解决，似乎所有的问题只有加了特别限制后才得以保护，难道真的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吗？我们学校主校区只有不到300亩的地，当年，为了响应市政府的号召，我们动用了很大的财力把周围的居民搬迁掉，拆除了校园的围墙。当年，我们学校的大门也成为一个亮点，曾经多次上报纸，上电视。如今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的开放式围墙却变成了别人的后花园。与我校一条马路之隔的铁科研，拔地而起盖了一座全长近一站地的连体式公寓，不要说我们的视线被挡，就连手机信号也都被屏蔽掉了，如果是在一层的房间里办公，你根本就接不到任何信号。我们用开放的校园围墙和草坪，换来了他人的高达20层的围墙，这样的委屈我们找谁去诉呢？我们学校工会曾多次打电话给市里和区里的规划部门，没有一个人能给个“说法”。大学的围墙固然应该开放，但大学的环境是否也应受到保护呢？
